朱令的病例曾经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通过网络上收集信息和远程诊断治疗，一个曾经美丽的生命被拯救下来了。同时，朱令的故事开始通过网络广泛流传，2004年3月海外同学“帮助朱令基金会”成立。“如果没有网络，朱令不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朱令的母亲朱明新有过这样感慨。

　　2006年，《新民周刊》曾走访朱令案案发地，采访朱令的父母、同学、医生等，试图还原这起案件背后的诸多细节。

　　1994年，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1992级女生朱令因离奇的“铊中毒”事件导致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

　　多年来，对朱令中毒原因的争论与质疑从未停止。1997年4月，朱令父母得知，警方传讯了朱令的同宿舍女生苏荟(化名)，苏荟当时被认定为“最大嫌疑人”。

　　2005年12月30日，苏荟在天涯网站上贴出一份“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的声明，声称“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甚至沉默本身也成为了疑点”、“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2006年1月13日，苏荟通过天涯网站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已委托家人于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机关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采取透明办案方式重新侦查朱令中毒案件，查明，给朱令家人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继11年沉默后，苏荟的两度自我辩护引发网络上如潮水般的讨论，是非，扑朔迷离，朱令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轮椅上的朱令，睁大了眼睛看着窗外，阳光亲吻着朱令长长的睫毛，但事实上，朱令的双眸已看不见任何风景。

　　在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眼中，女儿的“铊中毒”征兆并不明显，11年了，朱令父母早已两鬓斑白，但他们一直心存疑惑：“能致人于死地的铊盐是如何进入女儿体内的？究竟是谁将铊盐放入了朱令的食物？”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时，吴承之专门请宝贝女儿到外面吃饭，吃了几口后，朱令就跟父亲说肚子疼，“难受，吃不下”。

　　那段时间，朱令一直忙于准备学校的“一二·九”演出，身为清华大学民乐队重要成员的朱令特别看重这次演出，“她表现得很兴奋，还给我和她爸爸拿了几张演出票，让我们去看”，朱明新回忆。同时，朱令开始“比较多”地掉头发。

　　12月11日晚，在北京音乐厅，吴承之和朱明新夫妇观看了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明新清楚地记得：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白上衣、黑长裙的朱令端上，熟练弹奏古琴独奏《广陵散》，之后，朱令还参与了乐队的几个合奏节目。

　　因为事先知道女儿身体不舒服，朱明新隐隐地感觉到朱令表演时一直在“坚持”。演出结束后，朱明新专门到后台找女儿，那时朱令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朱明新劝她回家，但朱令坚持要将道具运回学校，表示要“跟大家一起回”。

　　清华大学民乐队一位老队员事后回忆：“演出完后，在清华南门某餐厅的庆祝朱令没有参加，这时才听说朱令已经3天没吃饭，完全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所有演奏。”

　　在同仁医院消化科治疗的一个月时间内，朱明新晚上打地铺陪女儿，朱令“肚子疼得整夜都睡不着”，且腰部长出“带状疱疹”，去照片子时已经需用轮椅推着。因为放心不下拉下的课程和实验，朱令看起来“很烦躁”。同仁医院的医生未查出朱令的任何病因，只给她开了氨基酸等消化类药物。1995年1月23日，朱令出院。

　　“那年过年后朱令上了几天课，很奇怪，她戴了个帽子，我们才知道她脱发了，后来才知道她生病了，但却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2006年1月14日，朱令在清华物化2班的同班同学李现平告诉记者。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除周末回家一次外，朱令差不多有8天的时间呆在清华校园内，她“走路已经有些困难”。朱明新很担心，其间几次跑到清华看望女儿，朱令宿舍给朱明新的印象是“挺乱，水杯随便放在桌子上”。

　　这时的朱令，大多数时间是呆在宿舍温习功课、准备补考，早餐吃家里带过去的壮骨粉、面包，每天跑到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热家里带过来的瓶装中药。朱令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乐队同学要帮我打饭，我不要他们帮忙，我自己打饭。”

　　一直到1995年3月3日，朱令再次独自回家，当时的朱令又长出几厘米长的头发，她告诉母亲“全身都疼，最疼的是脚”。朱明新大惊，带着女儿先后到北医三院、北京医院看病，在没有疗效的情况下，又带着朱令去北京协和医院挂了专家门诊。

　　3月9日，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给朱令看病，李舜伟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他建议朱明新赶紧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专家张寿林处做鉴定。张寿林其后与李舜伟会诊，高度怀疑朱令是“铊中毒”。但因条件限制，朱令没有做铊中毒鉴定，而是在协和医院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

　　记者查阅了朱令当年在协和的病例，得知协和方面对朱令入院时病情的认定为“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痛3个月，双下肢远端疼痛7天，眩晕3天……患者于入院前3个月(1994年12月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为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3个月后出现脱发，双肩、膝关节酸痛”。

　　朱令两次中毒紧急住院后，协和医院医生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有关朱令在清华就读期间接触过实验药物的情况，老师填写了一张实验药物清单子交给医生，证实朱令未接触化学毒品。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一位老师也告诉朱令父母，清华的化学毒品管理很严，两个人拿毒品柜的钥匙，同时开方可取出。在协和住院期间，朱令亦对医生否认自己有过重金属接触史。

　　朱令当年在协和医院的病例显示，初次确诊结果为“周围神经病、肢端红痛症原因待查”。1998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显示，1995年4月18日，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认为朱令“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可能性大”。在这段时间，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表示可以“排除铊中毒”。

　　1995年3月23日，朱令接受气管切开手术，并做了气胸手术。之后朱令病情一度恶化，3月26日，朱令被送进协和ICU病房(重症病房)，接上呼吸机。两天以后，朱令陷入长达2个月的深度昏迷症状。

　　4月28日，朱令父母的一个朋友告知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可以做铊中毒鉴定，他们收集了朱令的指甲、大块掉落的皮肤以及在1994年12月朱令发病时掉落在尼龙运动衫上的头发，并从协和医院收集了血液、尿、脑脊髓等样品，送往北京职业病研究所专家陈震阳处进行化验。

　　记者看到的一份当日由陈震阳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尿液中铊含量275微克／升；脑脊液铊含量263微克／升；血清中铊含量31微克／升；毛发中铊含量532微克／升；指甲中铊含量22824微克／升(北京地区人群尿中铊含量为0—5微克／升)。”

　　据此，陈震阳认定朱令病因缘于铊中毒，且是两次中毒，不是就是他杀。陈震阳告诉朱明新，铊盐无色无味，“搁在面包里都察觉不出来”。

　　当天，协和医院开始用普鲁士蓝为朱令排毒，曾担任过朱令复健医生的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胡海鹰告诉记者，铊离子容易和细胞上的蛋白酶结合，价格很便宜的普鲁士蓝是一种普通的染料，它能很快将铊离子置换出体外。

　　“太晚了，这时已是令令中毒后送进协和医院的第50天了，铊中毒已经侵害了她的神经系统，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朱明新说。

　　朱明新告诉记者，4月28日当晚，朱令父母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方渝教授，朱令舅妈在薛方渝家提出报案的要求。薛方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方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保卫部长报案。

　　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方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方渝教授表示，迁出同学有些困难。

　　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学给吴承之打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

　　而在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当天来查看的民警事后告诉朱明新夫妇，钱散落在地上；与朱令联络过的清华一位老师告诉他们，朱令的杯子后来在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被发现。

　　5月7日，朱明新夫妇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叫去做笔录，由此了解到，朱令一案由清华大学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人员负责调查。

　　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一名退休老公安王补专门找到朱明新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可接触到铊盐；有作案动机；有异常表现。

　　“在王补的提醒下，我们的怀疑范围迅速缩小了。”朱明新说。她后来想起女儿在出事前曾在谈话中向她介绍过几次好朋友苏荟，朱令和苏荟因为都是北京人，关系不错，在朱令的介绍下，苏荟也参加了清华大学民乐队。

　　朱令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的古琴老师处上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谁知苏荟告诉班上同学，‘今天乐队没活动’。本来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她自己心里也有压力，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回忆，这样的“别扭”还有好多次。在另一次，民乐队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课，朱令回家后告诉母亲，苏荟跟老师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不用点拨太多了，将朱令挤到后排，朱令因此很不高兴。

　　在近日公布的声明中，苏荟对外表示，“想不到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

　　这份声明也强调，“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安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

　　“我们在知道朱令中毒后很震惊、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